最后，审查主体原则上仅认定立法阶段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预测，不得利用事后获得的信息优势否定立法者所选择手段的必要性。
在这方面，传统中国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规定要加强孝老爱亲方面的立法。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造成了人类组织方式的重大变化，这就是具有独立利益和权利的个体化社会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十分迅猛。农业个体家庭社会则与之不同，老人和家庭的地位更为重要。其次，法律要强化个人对于家庭的责任。在个体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着自身的利益，人的一切的权利和义务都要被追溯到纯粹财产的规定和财产的价值，一切社会关系都完全建立在对可能的效用与实现出的效用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谋杀者是指出于杀人嗜好、性欲的满足、贪财或者其他卑劣动机，以阴险、残暴或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或意图实现或掩盖其他犯罪行为而杀人的人。
德国学者阿列克西（Alexy）认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具有原则特性。如果这一质疑成立，则会导致一种极端的现象发生：假设存在两种手段供立法者选择，一种手段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减轻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强度，只是在实现目标的效果上稍微逊色于另一手段，而立法者最终选择限制基本权利强度明显更大的手段并不违背必要性原则，这样的结果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维护人权的本质思想，在刑法领域还可能会导致重刑化倾向。第一个范畴将消耗确定，要求成果的最大化，可以被称为最大化原则。第一，如果放弃对手段的相同有效性要求，则必要性原则很可能会要求立法者在全部可行的手段中选择对基本权利限制强度最小的手段，而忽视立法目标的实现，这将极大限制立法者的目的设定余地，甚至可能导致无法满足宪法委托和国家保护义务的要求。
在此，联邦宪法法院需要针对立法者和地方法院所作的不同预测结果进行裁决。他认为，对行政和司法的审查虽然同样无法避免主观的评判和衡量，但该审查权限来自立法的授权，这与审查民主合法性极高的立法机关存在本质区别。
此外立法者设定的目标应尽可能具体，不得仅设定一个非常抽象的目标，否则后三个阶段的审查将发生偏差甚至失去意义，如，在狭义比例原则的法益衡量中，将无法准确权衡目标所蕴含的宪法价值，尤其容易导致其重要性被高估，从而不利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与此相应，将狭义比例原则的第一层内涵局限于不得明显不成比例的审查更为合理。在价值评判问题上，笔者认为其范围不应局限于决定相互冲突原则的优先性，而应包括一切可以注入价值观和个人偏好的评判过程。在此，立法者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针对立法事实和手段实施的效果进行了足够理性和可靠的评估。
目的设定余地是指，当基本权利包含介入授权（Eingriffsermaechtigung）时，立法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介入基本权利，介入基本权利的目标以及目标的实现程度。对于其他目标，原则上均落入立法者目的设定余地。[37]预测即指上文所述的预测决定，涉及对立法者经验上认识余地的认可。第三，必要性原则并非比例原则的最后一步审查环节，至少狭义比例原则中的期待可能性要求完全可以阻止立法对基本权利的过度限制。
毫无疑问，对手段效果的判断涉及事实认定和预测决定。比例原则是一个调整公权力和私人之间关系的操作程序性原则，它通过层层递进的几个子原则依次展开，审查公权力的行使是否超过限度。
[21]该条款规定：谋杀者处终身自由刑。如果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查比自己民主合法性更强的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毫无疑问应当尊重立法者的民主政治空间。
此时对于P1而言，M1和M2两种手段没有任何区别，换言之，P1并未要求在二者中选择其一。[2] Vgl. Ernst Forsthoff, Der Staat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 Aufl.1971, S.137ff. [3]参见[日]青柳幸一：《基本人权的侵犯与比例原则》，华夏译，载《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1期。因此，如果不将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平行适用，则会产生立法障碍。对于解决这一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德国的经验。如果不以实现被宪法认可的目标为目的，那么国家则根本不得作为。权衡余地的存在主要基于无法精确的给冲突的原则划分等级并标记刻度这一现实，因为刻度越精细，权衡僵局产生的概率就越小。
[11]阿列克西认为，解决原则冲突适用权衡法则（Abwaegungsgesetz），而权衡法则又可以分为认识上的权衡法则和实体上的权衡法则，其中实体上的权衡法则要求对一项原则的非满足或损害程度越大，则满足另一项原则的重要性就应越大。对必要性原则的重构还会遇到某些特殊问题。
仍以上述两种手段A和B举例：在二者相同有效的前提下，可以理性预测出A对甲的基本权利限制强度稍小，但对乙的基本权利损害极大，而B对甲的基本权利限制强度稍大，但对乙的基本权利损害极小，甚至没有任何损害。[29]显而易见，结构余地主要涉及比例原则的内涵本身，即比例原则适用的标准。
[18]参见杨登杰：《执中行权的宪法比例原则——兼与美国多元审查基准比较》，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2]而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比例原则在宪法层面发挥作用已逐渐成为共识，但对于比例原则约束立法权的正当性基础则众说纷纭。
[39]因此施林克认为在适用比例原则对立法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时，一旦涉及评价环节，审查者应尤其慎重。然而若M1对于P2构成损害，那么从事实可能性方面的最优化要求角度来讲，P2禁止P1。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强度越大，所要实现的目标就必须具有越高的宪法价值，结果必须是所得大于所失。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18]此外依据原则理论，当冲突的原则并不局限于基本权利与追求的目标，而是还有其他基本权利等原则加入权衡时，如果减少对某人或某些人基本权利的干预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或法益，但却对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或其他法益不利，那么干预的减少可能仍然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如，我国《宪法》第40条保护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立法者对其限制的目标仅局限于该条款明确设定的维护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而对于哪些具体目标属于维护国家安全或追查刑事犯罪，立法者享有一定的评判空间。
（二）对适合性原则的重构 除了给立法者留出的结构余地，适用适合性原则的审查主要涉及事实认定和预测决定，通常不需要加入价值评判。[36] 施林克将审查内容分为预测（Prognose）与评价（Bewertung）。
[8]可见，比例原则正意味着对国家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进行限制，即所谓限制的限制。事实上，除非存在两种或多种对基本权利限制强度完全一样的手段可供选择，必要性原则本身并未留给立法者任何结构余地。
最后，审查主体原则上仅认定立法阶段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预测，不得利用事后获得的信息优势否定立法者所选择手段的必要性。与预测决定相比，价值评判属于更为典型的民主政治范畴。[7]参见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38]较之于预测，评价环节明显给合宪性审查主体打开了更多注入主观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的空间，这也是一些学者认为比例原则在具体操作上无法提供客观和规范的审查标准，进而容易为无法控制的正义感打开大门的原因。
阿列克西还认为，权衡余地不仅存在于此，立法者还可以在高强度手段和低强度手段中作出选择，并与此相应选择实现高级别或低级别的目标。参见李忠夏：《终身自由刑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209页
从选举过程中的广泛听取意见、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立人民代表候选人的人选，到各级人代会基于人民代表协商一致的意见推举国家机构负责人的候选人，再到国家权力机关作出重大决定之前广泛征求包括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乃至普通民众的意见和看法，等等，这些依靠民主机制作出重要决断的国家制度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协商。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
这就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并且，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2020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必须坚守的十一个坚持中的最重要的一项坚持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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